第八八五章 大婚(中)
光阴荏苒,转眼到了万历六年春。冰消雪化燕子归,柳条滚绿榆钱青。辽阔的华北平原从漫长的冬季中苏醒过来,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,牛欢马叫春光如酒,天地回暖花香芬芳,怎不叫人心旷神怡?
这六年时光里,老天爷给足了大明朝面子,年年风调雨顺、四方无事,正是内行改革的大好时机。自从隆庆六年八月,沈默当国以来,这五年半的时间内,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在政治上,重新理清了中央地方各衙门的权责。其中最醒目的,是财政权的上收和行政权的下放。
财政权的上收,是一项重大的成就。在此之前,全国的补给虽然也是由中央统筹分配,而实际的执行却全赖互不相属的地方衙门。各个地方衙门……通常是县一级的官府,按照上级规定的数额,把给养直接运交附近的卫所、河工等需要补给的单位。一个府县,要向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输送钱粮;一个卫所,要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补给。这种短程的补给线就如蜘蛛罗网一般,密密麻麻遍布全国,其低效僵化的程度,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。
试想,由十几个州县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,总难免有个别州县由于种种原因,不能如额如期缴纳,而其他州县没有义务补其缺额,于是国家明明有能力,却总是供应不足。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下,更谈不上作任何改变。所以开国二百年来,因此引发的财政危机根本无从解决。
但条编法的出现,为解决这一痼疾,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,使中央总收总支,不再只是一个口号。万历二年,户部成立了‘度支全国钱粮总司’,简称‘度支总司’,由户部尚书王国光亲任度支使,南京户部尚书陶大临任副使,在两京分设南北总库,在全国各省设立分库。规定各省所收税银,除规定作为地方费用的部分,一律先行解送分库,不得自行截留。
按规定,各省分库需在每年十月前,将银钱账目汇总至户部,待下一年度预算之后,由户部统筹分配,一应军需供给,物资采买,全都采取招商买办的方式,佥募商人代为采买运输。
所谓招商买办,简称‘招买’,与‘采办’一样,是一种政府的采购行为。但国初便存在的‘采办’,是官府直接与农民或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易,其间不经过商人这个环节,而且并不经常发生。因为官府所需要的物料,大部分都通过贡赋的形式,直接向百姓征取。总之在嘉靖中叶以前,任何形式的政府采购都只是偶然的,非常设的,并未形成规模。
近五十年来,商品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,有了显著的提高。其带来显著的改变,便是大量的物资涌入市场。不只是远销欧洲的苏杭丝绸、衣被天下的松江棉布、价比黄金的景德镇瓷器,还有那些原本在小农经济时代,只能自产自用的粮食、棉花、蚕桑、茶叶、靛青、果品等都纷纷进入市场,成为商品。这些商品又多又好,愈发刺激了百姓的生产从多而全,进步到少而精。这种深耕细作的社会分工,加大了生产的价值,促进了各地的互通有无。
除了南京、苏州、松江、杭州等老牌商业中心外,又涌现出许多中小商业城镇,如吴江的盛泽镇、双杨市;浙江的不濑镇、长乐市等,商业市镇遍布东南。北方则以北京为主,有河间、临清、开封、西安、太原等中小城市,及郓城、彰德等小镇,与南方的商业网相连接,形成一个遍布全国的巨大商业网络。商人穿梭其中,货运南北,每个市镇既是商品的集中地,又是商品的交流中心。因此,不论何地的货物,都能从市场上买到。特别是那些中心城市,虽然本身没有发达的工业手工业,但城内货肆鳞次,商人们汇集天下之货在此出售,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。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国初严格的户籍制度土崩瓦解,不仅是军户名存实亡,负责为官府生产的各种匠户也逃亡一空,这些人到大城市中改名换姓,加入到商业生产的行列中。官营作坊的消失,更使得官府直接征收所需物资,变得困难重重。
这些新出现的经济现象,对官府的各项政策与措施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,一些旧的常规的做法行不通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方法——置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,许多官员深感征收官府各种实物并负责运输,不仅费心劳神,还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误事受罚,他们希望能借用商人的强大力量,来轻松完成任务。
到了嘉靖末年,商人已经成为掌握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。各大城市中的居民,多半以商贾为业,剩下的一半,则是为商人做工的雇佣者,可以说,整个城市经济,都已经被商人们控制了。家拥万资的富商大贾如过江之鲫,家资至百万者才能称为巨富。其他二、三十万,只能称中贾耳。
几百年后的人们会知道,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,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。私人资本积累愈多,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大。尤其是商人们善于和官府以及地方势力打交道,越是富有往往就越有势力,这使得他们不像农民那样可以随意盘剥驱使。
尤其是嘉靖以后,沈默提出的‘以商养士,以士护商’的号召,在这十几年间,已经深入人心,各省的商人们普遍效仿晋商,把赚来的大把银钱,投入到本地的文教事业中,开办学校、资助士子、赞助文会,馈赠文士已经成为常态,经过十几年不懈的努力,使朝廷地方有大片为他们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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